摘要：本研究聚焦于近年来在良渚遗址群新发现的数处玉器制作工坊，以及玉器的消费端——墓葬及随葬品两个方面在线股票配资网，旨在分析良渚文化繁荣期之后，玉器作坊产品的变化与墓葬随葬玉器组合所反映的社会结构转变。进而探讨玉器作为良渚早期国家推崇的重要礼器，在其社会内部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发生这些变化的社会背景。
在长江下游地区，自距今八千年的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时期起，就开始使用如玉般的美石制作装饰品。至良渚文化时期，玉琮、玉璧、玉冠饰等具有王权与宗教礼仪象征的玉器，更成为上层社会推崇的重要礼器。在良渚文化存续的近千年间，尚未有任何考古学文化玉器能如良渚玉器那样，既拥有璀璨卓越的玉器制作工艺与手工业作坊体系，又与上层统治集团的社会制度形成如此紧密的联系。尤其是那些制作技艺高超的玉器，无论在器型设计、切割成型、抛光技术还是纹饰雕刻方面，均堪称中国传统玉器的典范，将玉器文化推向了顶峰。同时，这些玉器对良渚文化消亡后的诸多后续考古学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学术界广泛讨论的课题。然而考古资料显示，在良渚文化存续的约千年时间里，这些精美玉器的生产与消费在其社会内部也经历了诸多变化，而学术界对此尚未展开充分研究。本文将通过分析良渚文化玉器生产技术、制作体系及产品的演变，进一步探讨其社会制度与结构的变迁过程。
一 良渚早期国家的玉器国策
展开剩余96%在长达千年的社会发展中，良渚文化将玉器作为王权、宗教与文化的象征纳入社会统治体系，通过系统化的手工业、发达的稻作农业体系，以及由国家体制运营的大型水利工程和水上交通系统，在神权与王权的双重支配下构建了层级化的社会组织，最终形成早期国家形态[1]。而维持这一庞大早期国家运转的核心手段，正是对象征王权的玉器制作与使用的控制体系。以玉琮、玉璧和玉钺为代表的礼仪权威性玉器，凭借其内在价值与附加纹饰特定意义以及可流动的特性，通过玉琮和玉钺的分配实现对统治范围及周边区域的控制[2]。（图一）玉琮以“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成为良渚人的独创，其神人兽面纹饰象征着对神授权威的崇拜。玉璧体现了对自然之天的敬仰。玉钺则承载着战神崇拜的意涵。这些物质载体的玉器实为凝聚民众思想的重要国家策略。值得注意的是，采用莫氏硬度6以上透闪石—阳起石制作的玉琮，需在其四面精密雕刻神人兽面纹——这类兼具高超工艺、艺术创造与宗教内涵的象征性玉器，其制作过程所需劳动力和技术必须依托社会整体力量方能完成[3]。因此，这类权威玉器的制作不仅旨在成品本身，更通过玉器生产的原料采集、运输、手工业制作技术、产品规划及分配等系统化流程，为神权与王权构建维持社会制度的向心力，这正是其作为核心国策的本质体现。
图一 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图 （采自中村慎一：《良渚文化的遗址群》，《古代文明》第2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1.横山 2.茅山 3.新安桥 4.辉山 5.庄前 6.店街头 7.湾里·新地里 8.力耘 9.荷叶地 10.佘墩庙 11.落晚 12.桃子村 13.普安桥 14.杨家埠 15.王坟 16.戴墓墩 17.亭林 18.福泉山 19.王焰村 20.张陵山 21.赵陵山 22.少卿山 23.草鞋山 24.绰墩 25.嘉陵荡 26.寺墩 27.高城墩
然而，这种以玉器为核心构建的社会统治体制及其组织结构，在玉器手工业生产体系的规制化管理及其生产体制上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亦发生了深刻的内在变革。根据考古学文化与遗物特征，良渚文化的年代，通常被划分为公元前3300—前2300年之间的四个阶段，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也常将这四期合并为早晚两期，即公元前3300—公元前2900的早期和公元前2800—公元前2300的晚期[4]。良渚文化早期达到鼎盛阶段，除反山、瑶山、官井头等大型墓地出土大量玉琮、玉璧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外，更营建了以莫角山宫殿台基为核心的良渚古城体系。这座被280余处聚落环绕、面积达4平方公里的巨型城郭，北部建有大型水利工程，形成被水域包围且设有六座水门的“水城”格局[5]。（图二）此时的玉器制作，从原料到技术是由上层社会掌控下的玉器制作手工业体系来运营的，玉器制作及产品成为维系良渚早期国家的重要统治手段。
图二 良渚古城及其水利工程
但自公元前2800年进入良渚文化晚期，考古发现呈现显著变化。高等级贵族墓葬锐减，随葬玉器在器型、材质方面均发生变化；而低等级墓地与普通遗址中锥形器、管珠等小型装饰类玉器数量激增。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良渚遗址群内发现的4处玉器作坊遗迹及周边相关遗址，都有从文化堆积层出土的玉器半成品等生产遗存，而非墓葬遗物。这些作坊或文化堆积层出土的玉器已不见或少见刻有神人兽面纹的琮、璧、钺、冠状饰等王权象征物，多是小型锥形器、管饰、坠饰等装饰品。与早期对比显示，良渚文化晚期玉器组合发生根本性转变。更关键的是，晚期墓葬出土玉器不仅礼仪性玉琮、玉钺、玉璧数量骤减，其制作技法也与早期有差异，暗示着生产技术与社会组织体系发生了变革。作为国家策略的玉器生产体制变迁，对良渚早期国家而言堪称结构性转折，解析这一变革的社会背景与玉器生产体系的创新机制，是研究良渚文化早期国家演进的核心课题。
二 东部地区的玉器制作与良渚文化晚期的作坊遗址
（一）东部地区的玉器制作
长三角地区的玉器制作可追溯至跨湖桥文化时期（约公元前6000年），随后的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在田螺山遗址已发现与玉器作坊相关的遗迹（H9）。马家浜文化至崧泽文化早期阶段，在方家洲遗址确认了玉石制作作坊遗迹，但仍然未见大量随葬玉器的墓葬现象，发现的玉器也仅是璜、玦、管等装饰类玉器。
然而自崧泽文化晚期向良渚文化的过渡阶段起，玉器消费量突然激增。良渚文化虽以随葬大量玉器的墓葬而著称，但长期以来墓地以外相关遗迹，特别是玉器制作遗迹的考古资料较为匮乏，使这些工艺精湛的玉器究竟产自何处成为未解之谜。这一谜团在21世纪初取得突破，良渚古城北部的塘山遗址出土了大量玉器加工工具及半成品。2015年后，良渚古城东南部钟家港遗址更集中出土了玉料、加工器具及半成品等系列生产遗存。此外，在城墙西侧的文家山遗址不仅发现大量疑似石钺、石刀加工遗留的石芯，文化层中还罕见地出土了残损玉琮与玉璧。2018年，在良渚遗址群东北18公里的德清杨墩中初鸣遗址，更发掘出以蛇纹石为原料的规模化玉器作坊群。这些新发现都为我们研究良渚文化玉器制作体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考古资料显示，良渚文化晚期早段似乎进入了国家统治秩序平稳安定的发展阶段。与早期大量制作具有浓厚宗教意义的非实用性玉器如玉琮、玉璧等不同，晚期转变为各种门类的手工业专业化与大批量生产平民也可获取的实用型装饰品，这成为良渚文化早晚期的显著差异。这种作为国家策略的玉器作坊系统的变革，其背后必然存在着相应的社会统治体制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背景。
本研究将以上述遗址资料为切入点，系统分析良渚文化晚期玉器作坊遗址的分布特征及其消费模式，进而考察该时期玉器生产技术体系与生产组织形态的演变。其次，通过墓葬葬仪用玉的器类组合与形态变化，解析社会礼仪制度的深层变革。通过对比分析良渚文化晚期玉器作坊遗迹与早期高等级墓葬礼仪用玉的差异，揭示玉器生产体制演变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内在关联。并将研究视点聚焦于良渚文化鼎盛期之后的社会转变，即当维系社会上层统治秩序的玉器生产与消费体系发生结构性变化时，其物质载体背后的动力机制与社会影响究竟为何？为此本文将通过分析良渚文化特有的物质文化生产体系——尤其是玉器生产技术变革引发的连锁反应，得以探索良渚早期国家社会结构的动态演变过程。这一研究路径具有双重意义，首先是从技术史维度，揭示玉器生产工艺标准化与分散化背后的社会组织变迁。其次是从政治经济学维度，解析神权物质载体（玉器）的产能转移如何反映权力结构重组。
（二）良渚文化晚期玉器作坊遗址的发现
良渚文化晚期与玉器制作相关的遗址有4处。此外将文家山、庙前、上口山等文化堆积层出土玉器半成品、残损件和玉料以及桐乡新地里等材料纳入分析，从这些生产环节遗物获得的信息与墓葬出土的大量成品特征进行交叉比对分析。
1.塘山遗址玉器作坊
位于良渚古城西北部的塘山遗址是一处东西延伸的土垄状遗迹。近年该遗址因其水利设施属性备受关注，而金村地点的发掘则揭示了与玉器制作相关的遗迹现象[6]。2000年的发掘出土了460件遗物，其中近400件为石制工具，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大型砥石，系固定于地面使用。部分标本表面保留有多道沟状磨痕，可确认为玉器加工专用砥石。第二类为小型手持砥石，多由凝灰岩磨制石镞改制再利用。第三类为黑色燧石石核与剥片，推测用于雕刻作业。出土玉质遗物约100件，以玉料为主，尺寸大小不一，表面保留有线切割与片切割等多种加工痕迹。另发现少量管钻芯及半成品。（图三）
图三 塘山玉器作坊出土遗物
1.玉料 2.切割残料 3.磨石
根据方向明的研究[7]，塘山遗址为良渚文化晚期玉器作坊，主要生产锥形器、环饰与管饰。值得注意的是，遗址北侧大遮山可能存在玉矿，为作坊提供原料；传统玉料加工中，线切割多用于琮、璧、钺等平面器型，片切割则适用于锥形器、管饰等棒状器型。此外，良渚文化大墓常见由标准化管珠与锥形器组成的项饰。
2.钟家港（南段）遗址玉器作坊
良渚古城内部已确认有多条水路[8]。紧邻莫角山东侧南北贯穿的钟家港古河道很可能是人工开凿的运河，作为城墙内的核心水路使用，推测与莫角山土台的建造密切相关。目前已发现的南北1000米的河道分为南、中、北三段。其中南段的李家山和钟家港两处地点，前者出土了大量木漆器类遗物，后者则出土了许多玉料和治玉工具等，这表明二者可能分别是木漆器制作场所和玉器制作场所。
钟家港遗址出土了大量小型管珠类玉器半成品、玉芯、原料、废弃碎片以及石制工具等[9]。与塘山作坊相比，其特点是原料、半成品、玉芯都较小，很可能是专门制作小型管珠类玉器的场所。（图四）不过，虽然称为玉芯，但其长度都在5～10毫米左右，直径1～2毫米，多为针状大小。然而，与这些玉芯对应的管珠本体却未见出土，可能是作为成品被运往其他地方。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同时期的塘山遗址似乎是专门从板状原料上使用“施沟法”切割出棒状坯料，制作锥形器、管珠等长条形玉器本体的场所。大胆推测的话，钟家港遗址可能是进行穿孔和最终精加工的场所。这一现象暗示了良渚文化晚期开始按玉器种类进行分工的可能性。
图四 钟家港玉器作坊出土遗物
3.中初鸣玉器制作工坊遗址群
中初鸣遗址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雷甸镇杨村，遗址西南距良渚遗址群仅18千米。该遗址毗邻东苕溪和京杭大运河，水路交通十分便利。2017年开始勘探发掘，确认该遗址由木鱼桥、田板埭、保安桥、小桥头、王家里、北埭郎和桥头村7个遗址点组成的工坊群[10]。这7个遗址点均出土有玉料、半成品等遗物，确认为良渚文化晚期的大型制玉作坊遗址群。遗址群总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目前仅对保安桥遗址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在已发掘的110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良渚文化晚期较完备的制作高台1处、作为废弃物丢弃场的沟4条、墓葬4座、灰坑15个、水井3口。台地平面呈近长方形，已揭露部分东西长约23.5米，南北宽约20米，台面海拔高度约2.4米，残余厚度约40～120厘米。墓葬主要分布在台地中部偏东区域。其中M1出土器物13件，包括玉器10件（玉镯1件、锥形器5件、半圆形玉饰1件、玉管2件、玉料1件）和陶器3件（壶、圈足盘、鼎各1件）。墓中出土的玉料可能表明墓主人具有特殊身份。台地周边废弃物堆积中出土了大量玉料、半成品、工具等，包括玉制品和残次品，以及少量陶器、石器。具体包括玉料1600余件、玉器成品/半成品/残品200余件、石器200余件（其中燧石、砥石50余件）。玉材质以蛇纹石为主，器类较为单一，以锥形器和坠饰等小型玉器为主。（图五）中初鸣遗址是迄今为止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规模最大的制玉作坊遗址群。
图五 中初鸣玉器工坊出土遗物
4.文家山遗址
位于良渚城址外围西南部的文家山遗址，除墓葬外还发现1处灰坑、1条沟渠和1处建筑遗迹[11]。在这些遗迹及文化层中出土了与石器制作相关的磨石、石钻、石片等工具以及22件石芯。（图六）22件石芯中有9件为单面穿孔，13件为双面穿孔。从尺寸来看，直径多在2～3厘米之间，厚度介于0.5～1.6厘米之间。石材主要以凝灰岩、千枚岩和斑岩为主。根据尺寸与石材特征，这些石芯几乎可以确定是石钺的钻芯。发掘者推测文家山遗址附近可能存在良渚文化时期的大型石器制作场。此外，文化层中还出土了玉琮残片和玉璧——这类以往仅见于大墓的礼仪玉器首次在地层中发现，暗示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玉器可能因某种原因被遗弃于此。
图六 文家山遗址出土的玉石芯
5.句容丁沙地遗址
位于宁镇地区与太湖流域交界处的丁沙地遗址属于良渚文化晚期遗存，出土玉料、半成品、玉芯、废料以及磨石、雕刻刀等加工石器[12]。（图七）其中雕刻工具的存在尤为值得关注，这里可能是专门在玉琮、冠状饰等器物表面进行雕刻的作坊。由于该遗址公开资料较少，难以进行深入分析，但可以确定这是一处与玉器制作密切相关的遗址。
图七 句容丁沙地遗址出土的琮类钻芯
6.余杭上口山遗址
位于良渚遗址群内的上口山遗址地处安溪镇，共发现废弃灰坑19个、沟渠6条及墓葬8座。文化层中出土了长9厘米，宽2.7厘米，厚2厘米的板状玉料、残损锥形器及8件砺石。8座墓葬出土了锥形器6件、管状玉饰3件等随葬品，可见上口山遗址墓葬随葬品与文化层出土物具有一致性。据此推测，该遗址可能曾从事锥形器、管状玉饰等小型玉器的制作[13]。
三 从考古资料看玉器制作技术与生产体系的变化
（一）玉器制作工序复原与技术革新
从东部地区玉器制作技术的发展变化历程来看，以田螺山遗址为代表的宁绍平原河姆渡文化时期，直至杭嘉湖平原马家浜—崧泽文化早期，其玉器基本组合为萤石、迪开石和石英材质的管珠、玦、璜等。制作方法主要根据原料尺寸，先通过敲击成型获得粗坯，再进行研磨和穿孔完成制作。（图八）
图八 田螺山H9玉石器制作操作链工序复原
图九 塘山玉器制作管珠操作链复原
进入崧泽文化中晚期至良渚文化阶段，随着透闪石—阳起石成为主要原料，其制作技术也发生了重大变革。首先在崧泽文化晚期，出现了在大型玉料上运用“施沟分割技法”的实证。据河村好光的研究[14]，该技法能实现从同一块玉料高效批量制作规格统一的圆柱形管玉。这一方法在日本岛根县西川津遗址的弥生时代玉器作坊可见典型例证，其具体工序如下：1.表面精细研磨后，使用“石锯”或者“石刀”开凿沟槽；2.沿沟槽进行敲击分割；3.对分割后的板状坯料双面研磨；4.沿板状坯料一侧边缘正反开槽；5.将条状坯料按需分割，形成管玉粗坯；6.研磨粗坯棱角形成多棱柱，用棒状石钻双向穿孔；7.最终精细研磨。
如图九所示，通过分析塘山遗址出土的玉料与半成品组合，可发现其与日本岛根县西川津遗址的出土物比较相似[15]。在技术与原料双重标准化进程的推动下，直径均等的圆柱形管玉制作技术始于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时期已臻于成熟。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良渚文化时期，管珠类玉质饰品在装饰玉器中占据显著比重，这一现象可能与该技术的推广应用密切相关。据考证，新石器时代以后，此项技术曾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列岛的日本海沿岸地区，岛根县西川津遗址的弥生时代玉器作坊的制作技术可能就是受其影响的表现之一。
由此可见，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制作较之前的河姆渡—马家浜文化时期发生了质的飞跃。首先表现在技术层面，以管玉制作为典型代表，产品的标准化程度及其背后的技术体系化水平显著提升。本文认为，良渚文化早期既已掌握的小型管玉与锥形器制作技术，在晚期不仅得到广泛应用，更推动了作为普通商品的玉器规模化生产。
（二）良渚文化晚期玉器制作体制的变革
玉器生产领域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其社会内涵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一变革可概括为生产体制系统化带来的专业化分工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工”呈现出多层次特征：既包括良渚遗址群内部塘山、钟家港、中初鸣、文家山等遗址间的专业化分工，也体现为以丁沙地遗址为代表的长江流域镇江地区玉器作坊群与良渚遗址群之间的区域性分工。到了良渚文化晚期，其显著特征不仅在于技术的重大革新，更在于玉器生产体制的深刻变革。综合考察这一体制变迁，可归纳出以下特征。
第一，玉器产品种类的变化。早期常见于大型墓葬的玉琮、玉璧、冠状饰、端饰等象征王权与神权的器型显著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出土的锥形器、管形玉饰、玉珠等礼仪装饰品类玉器。
第二，原料材质的转变。从多处玉器作坊出土的玉料来看，真正的透闪石和阳起石已较为罕见，蛇纹石成为主要原料。这一现象表明，该时期优质玉料获取难度增大，迫使工匠不得不采用蛇纹石作为替代材料，转而专注于小型玉器的制作。
第三，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具体表现为三种分工形态：按器类划分的作坊分工，按制作流程划分的工序分工，以及按分配体系形成的器用功能分工。目前已发现的四处玉器作坊呈现出明确的器类专业化特征。中初鸣遗址作坊以锥形器为主，钟家港遗址主产管形玉饰与玉珠，文家山遗址专注石钺制作，塘山遗址承担玉琮与管形玉饰生产，而句容丁沙地遗址则专门从事大型玉器的纹饰雕刻——这种器类再分工现象，充分体现了玉器生产体系的内部分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钟家港作坊集中出土了管形玉饰的细长钻芯、小型圆孔芯及半圆孔芯等玉芯遗存，暗示其很可能是专攻钻孔工序的特定作坊；而句容丁沙地作坊则显示出作为纹饰雕刻专业工场的鲜明特征。这种基于制作流程的工序专业化，标志着良渚玉器生产已形成高度细分的协作体系。
第四，玉器生产体制发生根本性转变。从早期由社会统治阶层严格控制、以制作体现政治体制和宗教思想内涵的神权玉器为主导，逐步转向更具实用性的装饰品及蕴含宗教意味的商品化生产。这种转变使得玉器开始转向兼顾上层与普通民众的产品，通过生产、流通、消费的完整链条在不同区域间进行流通。换言之，原本高居神坛的玉器制作已逐渐演变为面向大众的消费品生产。为适应社会需求，大量专业化作坊应运而生，玉器生产规模显著扩大。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产品功能的世俗化倾向上，更反映了良渚社会手工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从服务于神权政治的专属生产，逐步发展为满足多层次社会需求的商品经济形态。
第五，玉器的生产与流通呈现去神圣化趋势。专业作坊生产的玉器开始普遍出现于新地里、文家山等普通聚落的生活区堆积层中——尤为关键的是，文家山遗址堆积层甚至出土了象征王权的玉璧和残损玉琮。这种现象在早期的社会体制下是不可想象的，表明到良渚文化晚期，玉器已不再如早期般作为神权与王权的绝对象征，其社会内涵发生了本质性转变。
综上所述，延续千年的良渚文化社会可明确划分为早、晚两大发展阶段。早期是以严格管控的玉器分配制度为特征的神权国家体制，而到了晚期，因某种原因这种制度逐渐松动——从玉器制作到分配体系，乃至整套礼仪玉器制度都发生了变革，这一转变清晰体现在玉器制作技术与生产体制的变化中。这绝非仅是生产制度的调整，更深刻反映了社会统治制度与宗教理念的系统性革新。
四 从良渚文化晚期墓葬随葬品看社会结构变迁
良渚文化晚期虽未再发现如反山、瑶山等大型墓葬，但四处玉器作坊的发掘揭示了玉器类型、生产体制及流通体系的重大变革。在此，我们将通过分析晚期墓葬出土玉器，与早期进行对比，进而探讨作为玉器消费终端之一的墓葬随葬品形态所呈现的社会转型特征。
（一）良渚文化晚期墓葬出土随葬品特征分析
与早期大型墓葬随葬品相比，良渚文化晚期玉器组合发生了显著变异。以下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晚期墓地遗址进行具体分析。
1.文家山遗址[16]
文家山遗址由18座墓葬和居住区两部分构成。墓葬共出土玉器185件，具体构成如下：锥形器22件、管形玉饰62件、玉珠85件、玉髓孔珠7件、梳背饰2件、玉璧3件、玉镯2件、其他2件。其中小型玉器达176件，而玉璧等大型玉器仅9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随葬玉器的种类与同期玉器作坊的产品类型高度吻合。（图一〇）
图一〇 文家山遗址出土玉器
2.新地里遗址[17]
位于太湖东南部的浙江省桐乡市，是一处由居住区和墓地组成的遗址。共发现140座墓葬、50个灰坑和2条沟渠等遗迹。在140座墓葬中，94座出土玉器随葬品。其中M121出土了玉璧和石钺，M137、M73、M28出土了玉琮和玉璧。其余90座墓葬虽出土了玉镯、玉环和冠状梳等器物，但数量较少，仅包括6件梳背饰及玉镯、玉环、端饰等共计约10件。值得注意的是，锥形器、管珠类玉饰、玉佩和嵌片等小型玉器占比达70%，而玉琮、玉璧、玉梳背饰、冠状器和镯环类仅占30%，且集中出土于94座墓葬中的4座，显示这个墓地可能存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图一一）
图一一 新地里遗址堆积层出土的玉料、半成品及随葬品
3.卞家山遗址[18]
位于良渚遗址群西南约1公里处。由墓葬区和居住区组成，墓葬区发现66座墓葬，其中55座墓葬出土玉器随葬品。具体包括：锥形器54件（分属33座墓葬），玉珠和管形玉饰45件（出自18座墓葬），髓玉5件（见于5座墓葬）。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身份标识物的石钺与小型玉器共同出土于16座墓葬。以M7为例，随葬玉器种类较为单一，主要由锥形器、玉珠、管形玉饰和髓玉组成，几乎不见大型玉器。（图一二）其玉器种类与文家山遗址相同。两处墓地年代为距今4900—4400年，均属良渚文化晚期。
图一二 卞家山遗址M7随葬品及占比
4.庙前遗址[19]
位于良渚遗址群西南部的荀山南侧。共进行了6次发掘，分别在3个区域开展考古工作。据发掘者研究分析，第2、3次发掘的西区属于良渚文化早期，第4次发掘属于良渚文化中期，第5、6次发掘属于良渚文化晚期。第5、6次发掘21座墓葬，11座出土玉器随葬品，具体为：锥形器18件、管形玉饰和玉珠29件、髓玉5件、玉璧1件、端饰1件。三次发掘各自年代不同，但可以确认庙前墓地从早期到晚期，墓葬随葬品均以小型玉器为主。
（二）从丧葬礼仪看良渚文化早期至晚期的变化
丧葬礼仪与随葬品的变化，被视为反映社会制度变迁及文化习俗特征的物质表现之一。以上分析显示，良渚文化晚期相较于早期，不仅玉器制作体制及其社会内涵发生改变，作为玉器消费终端的随葬品组合也产生了重大转变。
在良渚遗址群东北约10公里处，坐落着拥有祭坛的瑶山墓地；其东南部大雄山南麓则分布着官井头墓地。两处墓地均属于良渚文化早期，这里首先分析二者的墓地布局与随葬品组合特征，并与晚期墓地进行对比研究。瑶山墓地于1987年发掘[20]，发现了祭祀台基和11座墓葬。其中M1为贵族墓，出土25件（组）玉器，包括冠状器1件、镯1件、璜形器1件、管形玉饰串饰1组（26件）、圆形饰1组（6件）、锥形器1件及其他管形玉饰15件、玉珠4件，其随葬品摆放方式如图一三所示。
图一三 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及瑶山M1与官井头M54局部图
另一方面，位于良渚遗址群东南部大雄山南麓的官井头墓地于2012年发掘，在1万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55座崧泽文化墓葬和51座良渚文化早期墓葬[21]。良渚文化墓地中存在1处地面祭祀台基，其布局与瑶山墓地相似。以M54为例进行分析可见，其随葬品组合及摆放方式与瑶山M1完全一致。这表明尽管两墓地南北远隔，但丧葬礼仪高度统一，反映出良渚文化早期上层社会存在严格的丧葬礼仪规范。与前述良渚文化晚期若干墓地的情形相比较，这一差异尤为显著。
良渚文化鼎盛时期，雕刻神人兽面纹的玉琮作为消耗巨大劳动力打造的神权国家权威象征，既是维系良渚社会结构、统御周边地域的核心神器，也是掌控庞大社会系统的物质载体。（图一四）然而，这种依靠宗教理念进行心理控制来实现和平繁荣的社会模式具有内在脆弱性——它体现为极权统治与极端依赖心理的结合，形成一种不思变革的内向型社会取向。换言之，当文化沉浸于追求内部完美而忽视外部世界的自我满足氛围时，这种封闭性很可能成为良渚文化晚期陷入社会危机的主因之一。
图一四 良渚文化各时期的玉琮
1.瑶山M9出土 2.反山M12出土 3.反山M21出土
本文认为，当珍贵的玉料资源被视为统治社会的武器、当象征王权的玉器从维持社会秩序的表象暴露出深层危机时，良渚文化晚期的普通民众开始萌生自主意识，逐渐摆脱对神权的依赖。这种转变从技术精湛的装饰性玉器作坊大量涌现的现象中可见端倪。这意味着，良渚文化的最终崩溃或许并非源于外敌入侵或洪水灾害等外部因素，而更可能是由于社会内部统治失效与阶层分化引发的社会体系变革。精制玉器这类耗费大量劳动力的产品，其存在基础完全依赖于宗教情感维系的心理认同——当这种集体心理认同瓦解时，社会便可能骤然陷入危机。值得注意的是，钟家港遗址出土大量带创伤人骨的现象，与其解释为战争证据，不如视为良渚社会为应对劳动力短缺而掳掠外族人口的结果，这从侧面印证了晚期社会危机。动物考古研究显示，鼎盛时期家猪数量远超野猪，而晚期野猪比例回升，表明人工饲养业衰退——当仅靠狩猎野猪即可满足生存需求时，恰恰暗示着遗址群内人口规模的锐减。至少上述两方面证据，共同指向良渚文化晚期经历的重大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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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小丽（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中村慎一（日本金泽大学）；包嘉怡（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原文刊于：《中原文物》 2025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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